说起江青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是毛主席的夫人，也是四人帮的头儿。

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害了不少好人的可怕家伙，其实在生活中也有挺多让他害怕的东西。

风、声响、寒冷、炎热，这些日常里随时能碰到的自然现象，在江青眼里却仿佛成了要命的利刃。

真是难以想象，她一天得吃三次安眠药，可就算这样，也得熬到半夜三四点钟才能睡着。

那么，江青每天到底是怎么过的呢？

江青失势后，她的贴身秘书杨银禄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大家。

每天得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入睡

1976年10月，中央决定把“四人帮”关起来审查。

接着，江青他们被关进了中南海的监狱里，被单独看管起来，四人帮这个反革命团伙也就此完蛋了。

江青四人垮台后，他们干的坏事、经过的事情，还有生活中的各种小习惯和琐碎事儿，都一点点被人们揭开了。

江青的秘书杨银禄，曾跟外面的人讲过江青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生活习惯。

凡是跟江青打过交道的人，都知道她脾气古怪、霸道专横，在她手下干活儿压力山大。

刚到江青身边时，杨银禄因为被对方无缘无故地责骂，感到十分委屈，忍不住掉了眼泪。

其他像护士、司机、厨师这些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，也经常被她发脾气，受了不少委屈。

因为江青的身份特殊，加上对毛主席的敬重，他们受了委屈也只能默默忍受，不敢声张。直到江青被关到秦城监狱，他们才终于有机会把心里的怨气都发泄出来。

杨银禄说，江青通常是从下午开始她的一天的。

大概下午一点钟的时候，江青才会睡醒。

打了几个哈欠后，随意地张开双手做了两下扩胸，然后就打算起床了。

在这之前，江青总是按电铃叫护士过来。

护士一听到动静，立马把漱口水和麦片粥拿过来，快步走到她床边，轻轻地放在床头桌子上。

然后，护士轻轻地拽开沉甸甸的窗帘，用手扶着江青的背，帮她慢慢坐了起来。

江青每天都是由护士帮忙，先漱口、喝点粥，然后才慢慢起床。

穿衣服、洗脸蛋、还有穿袜子和鞋子，这些事儿都得靠护士帮忙才行。

江青仔细看了又看自己的衣服和样子，确认没啥不对劲后，才慢悠悠地从卧室出来，去办公室工作。

在江青那又大又亮的办公室里，她一边悠闲地啃着新鲜水果，一边舒服地忙着手上的活儿。

江青通常在办公室里会呆上一个多小时，但如果她心里觉得烦闷，也可能待不住几分钟就出去了。

大概两点到三点之间，江青会按响门铃，告诉警卫可以准备出去散步了。

江青有时会走着去，有时会骑马，有时也会自己开车出去兜兜风，一路上慢悠悠地晃到钓鱼台17号楼。

她会找个地儿，打打扑克，看看电影，就这样过一两个小时。

江青特别爱看电影，有时候一连看上两三部，也不觉得累。

如果她白天得去上班，那晚上不管回来得多迟，都得看部电影放松放松。

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，江青才开始吃午饭。

在这之前，警卫员已经把安眠药拿给了她，这是她江青今天头一回吃安眠药。

吃完午饭，江青会吃点让人冷静的药，然后就回房间睡觉了。

大概晚上6点的时候，如果江青有工作任务，她就会出门去忙工作；要是没啥事，她也会出门走走，然后去17号楼玩玩扑克，看看电影。

大概晚上8点的时候，江青回到家里吃晚饭。

洗完脸刷完牙，再做了按摩之后，江青就会吃下当天的第二颗安眠药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眨眼就到了半夜，江青在上床睡觉前会服下当天的最后一粒安眠药。

这还没结束呢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护士还得在她床头放一份备用的安眠药。

江青在床上翻来覆去好几个钟头，到了凌晨三四点才会睡着，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。

这就是江青一天是怎么过的。

除了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这个日常习惯，江青还有不少别的奇怪喜好，像是怕风、怕声响、怕冷也怕热。

有时候会特别害怕风吹。

江青这个人特别敏感，不论是心情上还是身体上都一样。

这背后的缘由啊，一方面跟他的本性有关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和他之前生过病有不小的联系。

江青以前因为生病，子宫被切掉了，后来她又得了植物神经功能衰弱。

从那以后，江青就变得特别多疑，对生活里的一点一滴都超级敏感，就连平日里最常见的风这种自然现象也不放过。

江青觉得风真的太吓人了，她老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抱怨：“屋里的风大得跟斗一样大，对我来说就像是隐形的杀手。如果你们不帮我解决这风的问题，那就是没尽到保护我的责任。”

这说的是在室内的情况，到了室外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
江青老年的时候，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。

她的家特别结实和安全，每个窗户都装了双层的玻璃，就连整栋楼的窗户都依她的意思换成了双层的。

她不管在办公室、卧室、餐厅还是会客厅，只要是室内的地方，都得把门窗关得紧紧的，三层窗帘也得全部拉上。

尽管如此，江青有时还会嫌屋里风大，她每次一说屋里有风，马上就显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一脸焦急和不耐烦。

随后，所有员工都开始四处找风是从哪儿来的，要是真找不到，江青就会火冒三丈，说大家是有意在“戏弄”她。

有时候，江青会在房间里点上一根烟，然后憋着气，细心看烟往哪儿飘。

要是风筝往南飞，江青就马上说北边有风吹；要是往东飘，她立刻就叫人去西边找风的来源。

要是烟直愣愣地往上窜，她就会慌张地到处看来看去，接着冷不丁地说一句：“这屋里有鬼！”

有时候，要是工作人员找不到风源，江青会急得直接对旁边的人发火。

听到那话，江青火冒三丈，对着周淑英就是一顿破口大骂。接着，她恼羞成怒，抓起旁边的一把剪刀，使劲朝周淑英扔了过去。

好在对方反应快，及时躲开了，这才没事。

还有一次，江青又叫她的另一个护士赵柳恩去找风源，但赵柳恩什么也没找到。这下可好，江青生气地给了赵柳恩一拳。

如果要出门，不管是冬天还是大热天，只要江青觉得外面有风，她就会把自己包得紧紧的。

她头上顶着帽子，脖子上缠绕着围巾，在离开大楼时，总是先转头朝里面看看，再迈出去，保姆或者警卫员会跟在她身后，轻轻搭着她的肩，一步步带着她往前走。

走出大门后，江青拿起毛巾捂住脸和鼻子，低着头慢慢地往前走。一辆小轿车就跟在她后面，只要她一说有风，车就会赶紧开到她旁边，好让她上车躲躲风。

不过挺有意思的是，江青怕风这事儿，得看情况。

她怕风时，脸上满是害怕和难受的表情；可要是不怕风，她就能大胆地站在风口，让大风随便吹。

1970年11月份，江青到海南岛去休息养身体了。

18号，江青坐着快艇去西瑁岛玩了一趟。

在快艇从军港开往岛屿的路上，海风呼呼地刮着，但江青并没有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她甚至还为了拍下快艇后面溅起的浪花，爬到了快艇的最顶端。

快艇已经开得飞快，时速好几十公里了，可江青还是觉得不够快，大声叫着：“快！再快点！还要加速！”

杨银禄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：“风大得让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快站不住了，可她却一个人顶着风，稳稳地站在快艇的最前头。”

海上的美景让江青陶醉其中，她看起来很正常，一脸享受的样子，平时一吹风就容易打的喷嚏、得的感冒这次也都没来打扰她。

船上的员工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江青怕风是有讲究的，不是所有的风她都怕。

害怕噪音。

江青怕声音，就跟她怕风一样厉害。

江青以前住过钓鱼台的10号和11号楼，这两栋楼正好位于整个国宾馆的最中心地带。

那两栋楼在马路的很东边，离得好远，外面的声音几乎都传不过来。

西边有个公园叫玉渊潭，江青住到这里以后，玉渊潭公园就被封闭了，周围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，还有专门的警卫人员在看守。

往南看，那边就是一片既没有道路也没有高楼的开阔地方。

所以说，江青在钓鱼台住的那个地方特别安静，在北京城里，像这样的地方可真不好找第二个。

就算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江青还是不满足，老觉得楼里楼外有嘈杂声。

滴滴答答的雨声、树枝和竹叶摇晃的响动、还有虫子和鸟儿的啼叫，都会让她感到非常焦虑不安。

只要江青一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，她就会马上捂住耳朵，眉头紧锁，然后朝着工作人员大声喊：“这声音也太响了！”

旁边的工作人员没办法，只好跑出去帮她驱赶鸟儿、拍打树叶，还砍了些竹子。

杨银禄记得，有一年夏天，有只蟋蟀偷偷溜进屋里，不停地叫着。

江青这下坐不住了，工作人员赶紧在屋里四处找起蟋蟀来。

但屋里摆满了家具，还铺了层厚厚的地毯，要想逮住一只蟋蟀可真不容易啊。

我们折腾了好久，就是逮不住那只蟋蟀，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跟江青说，换个房间办公吧。江青虽然不太乐意，但还是答应了。我们趁机赶紧喷了好多敌敌畏，这才把蟋蟀给解决了。”杨银禄这样回忆道。

江青最受不了有声音的时候，对人家走路的声响、衣服蹭来蹭去的声音都特别敏感。

只要有一点不是她自己的声音传出来，江青就会不高兴。

她说：“这些声音弄得我脑袋嗡嗡响，耳朵直发麻！”

所以，照顾她的工作人员都得特别小心，上班时绝不敢穿硬底鞋，走路时慢吞吞的，两条腿像灌了铅，还得把手臂抬起来，生怕弄出一点声响。

杨银禄苦笑说：“我们只要在她旁边，就连呼吸都小心翼翼，嗓子眼儿痒了也得憋着，拿东西放东西都得轻轻的，生怕弄出声响。”

时间久了，员工们慢慢懂得了和江青交谈时该用多大的声音。

可让他们奇怪的是，江青好像只有在没事干或者心情糟糕的时候，才会出现害怕声音的情况。

要是她心情好的话，再大的声响好像也吵不到她。

响亮的喊声传来，江青非但没有觉得不舒服，反而开心地拿起话筒说：“我要向同志们学习！向同志们表达敬意！”

而且，江青曾多次搭乘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出行，那飞机螺旋桨声音特别大，噪音十足。

当四个螺旋桨开始转动，飞机里充满了嗡嗡的声响，可江青在飞机上打扑克、睡觉却一点都没被打扰到。

1970年11月，江青去海南岛休息时，还特地去看了前线的高射炮阵地。

她一边用摄影机记录，一边让那十几门大炮同时开炮。

海南岛上空被阵阵炮声打破宁静，但江青在下面却毫无异样，反而乐呵呵地说：“太刺激了！”

既怕寒冷又怕炎热

江青对温度特别讲究，冬天她希望屋里暖和到21.5度，夏天则希望保持在26度。

如果只是按照数字上不变来保持这个标准，那倒还简单，但江青对温度的要求完全是凭她自己的感觉来定。

尽管工作人员已经按照她的要求调整好了温度，但她有时还是会觉得太热或者太冷。

杨银禄讲道：“她不止一次地告诉我，得按她的感觉来，温度计根本不算数。”

江青的感觉是由她的心情所决定的。

她一直以来都是个情绪多变的人，心思说变就变，身边的工作人员很难随时摸清她的心思。

这样一来，大家就没办法让室内温度一直按照她的感觉来调节了。

要是她觉得屋里温度不对劲，就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计上的度数。

江青看温度计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。

要是她觉得热了，就会弯下腰往上看；要是觉得冷了，就会踮起脚尖往下瞅。

很多次，江青瞅了瞅温度计，然后用一种不信任的眼神看着工作人员说：“这温度计是不是出毛病了？”

当她心情不好，有时会气得把温度计狠狠摔碎。

杨银禄他们起初以为，江青对温度的反应是故意做出来的，不过看起来她是真的特别怕冷又怕热。

有时候江青会说天气太热，汗水都快流下来了，然后赶紧去换衣服；又说屋里太冷，话音未落就开始打颤。

不过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江青对于冷、热、声音还有风的害怕，跟场合、环境都有关系。

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，但江青却能在早春清晨那还带着寒意的时候出门拍照、闲逛，而且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啥事都没有。

杨银禄心想：“也许是写东西的时候太激动了，让她都没感觉到冷。”

但这正好说明，江青怕冷，主要还是因为心里作用在捣乱。

到海南岛度假时，江青一开心就爱跳到海里捡扇贝，能在水里泡上三四个小时呢。

1971年6月9号，江青在钓鱼台的17号楼里，给林彪他们拍了几张照片。

屋子里头七八盏聚光灯一亮，温度很快就嗖嗖升到了三十好几度。

1970年夏天，有阵子江青爱上了在户外玩扑克牌，她说在室内呆久了，感觉空气憋闷不流通。

因为外面蚊子实在太多，工作人员就给她支起了一个大蚊帐。

虽然蚊帐挺透风，但大夏天的，里面的温度早就超过了江青平时定的26度标准。可她一进蚊帐就玩上两三个小时，从没抱怨过天气热。

江青夏天也到过广州，那儿又闷又热，湿气还很重。不过，江青不怕烈日炎炎，依然出门游玩，游览了月秀，参观了兰圃，还去了石湾，玩得不亦乐乎，活动量真的很大。

跟在后面的工作人员热得受不了，唯独江青陶醉在美丽的风景里，一点也没感觉到太阳的毒辣。

确实，江青得了些病，像植物神经乱套、内分泌大乱之类的，这些病让她晚上老睡不着，还特别怕风、怕声音，对冷热也特别敏感。

但从她对这些事情有些怕、有些不怕的表现来看，很明显还是江青的情绪在背后起着主导作用。

江青本来性格古怪，情绪阴晴不定，她把自己的一些小毛病看得非常严重，就像自己骗自己、假装听不见铃声的小偷那样，硬要装出自己身体很虚弱的样子。

最后，却是她身边那些无辜的工作人员要为她的行为承担责任。